反脆弱Antifragile，是作者提出脆弱的相對名詞，非絕對名詞。這本書的核心概念圍繞著我們衡量世間所有事情，並非由機率計算，而是以脆弱性來衡量，才能判斷對自己是否有損傷，或者有報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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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書中道出這個概念運用的各種領域與思維模型，揭開許多面紗下的臉孔、層層包覆住而不為人知的事實…在看完每個章節，總有許多概念與想法想要擁有，以成為跟作者一樣睿智、清楚這個社會的實際樣貌，活得明白。
確認謬誤(盡揀好的來說)
面對商業產品，我們會做矯正，不至於過度相信廣告；但我們不會去矯正科學、醫學和數學的差異，理由和我們不注意醫療傷害相同:遇到複雜的東西，我們就成了冤大頭了。
機構做的研究可以選擇性報告、確認自己所說故事的事實，卻不揭露否定或者不適用的事實-因此大眾對科學的認知產生偏誤，相信有必要使用這高度概念化、犀利明快和純淨的哈佛化方法-這是我們應該信任反確認多於確認的另一種理由。
學術界有良好的裝備，擅長告訴我們它為我們做了什麼事，因此它的方法有多麼不可或缺，卻不說它沒做的事，而且它的方法涵蓋生活中的許多事情:
交易員會談論他們的成功交易，誘導我們相信他們很聰明，而不去看他們隱藏起來的失敗交易；學術界的科學，數學對於社會和現代生活有幫助的應用，例如交通號誌…但數學帶給我們發生災難的領域呢?(例如經濟學、金融領域，導致系統爆炸)
盡揀好的來說具有可選擇性，說故事(和發表故事)的人佔有優勢，能讓大家看到用來確認的例子，卻忽略其他事實，而且波動和離散愈大，最好的故事看起來愈明亮(最糟的故事則愈黯淡)。擁有可選擇性的人、有權挑選想要講什麼故事的人，只會報告適合自己目的的事情，他們會設法享有故事的上檔利益，隱藏下檔損失。
治好爭取認可的毛病，無視殘忍、不公平言詞使用者的存在。
各種資訊充斥的社會，我們獲得的資訊，都需要大打折扣，畢竟非第一手資料，而是由他人傳遞的訊息，訊息裡頭會被人有意或無意地加入自己的觀點。我們僅根據獲得的資訊來做出選擇的話，可能會被誤導，甚至被引至訊息傳遞人想要我們做出的行動，讓我們被動地貢獻出自己的選擇權，並無意識地為他人犧牲自己的報償，而成了冤大頭。「自願的犧牲，換來想要的報償」被包裝成我們不自覺地為他人犧牲，為他人換來他們想要的報償；而他人卻不必為此報償付出任何犧牲，這世界變得越來越扭曲。
揭穿副現象的真面目
副現象的例子:Lecturing-Birds-How-Fly Effect教鳥怎麼飛效應-翻轉知識形成的箭頭，讓人以為先有學術，再有實務；或者先有教育，再有財富。好像技術是從學術機構的科學而來，其實不然。
(葛蘭傑原因方法):藉觀察事件的先後順序，以及檢查某件事是否總是在另一件事情之前發生，而發掘出文化論述和意識中的副現象。在副現象的情況中，最後看到的是A和B並存；但是如果你考慮順序，用改良的分析方法，引進時間維度—A或B何者先發生?同時分析證據，那麼就能觀察到A是否真的造成B。另外，研究差異:觀察A和B的變化，而不只看A和B的水準，能有助於揭發假因果關係的真面目，或者稱其證據不足。
有人在事件發生後觀察各種事件，非按照事件發生前後當時經歷它，會傾向產生因果關係的錯覺，主要是因為他們將事件的順序混在一起的緣故。
我們的思維習慣性去為同時看到的事件配上因果關係，讓自己有錯誤的聯想，也讓我們遇到同樣的事情時，有錯誤的判斷與行為。為了避免走入這個誤區，觀察先行於想法之前，不讓腦袋偷懶下錯誤而快速的定論，這只叫作有效率地犯錯。
如何變得愚蠢
如果你有可選擇性，就不是很需要一般所說的智慧、洞見、技能，以及我們的腦細胞中發生的那些複雜事情。因為你不必那麼常做對，你只需要有智慧，不要做出不聰明的事而傷害自己(也就是某些無所作為)，並在有利的結果出現時，察覺他們的存在就行了(箇中關鍵是你不需要事先評估，等結果出來再評估)。
這個特質讓我們可以變得愚蠢，或者用另一種方式來說，允許我們獲得比有知識所能得到還要多的結果。我將其稱之為「點金石」或「凸性偏誤」(convexity bias)。
「學術→應用科學與技術→實務」在某些非常狹隘但高度宣傳的情況中，例如建造原子彈，這個模型可能有效，但在大部分的領域中，反過來說似乎也正確。或者，這個模型不能保證是正確的，而且缺乏嚴謹的證據證明它正確。
「學生聰明，老師功勞大」老師有其貢獻的這個錯覺，除了歷史屬於能寫歷史的人這個可悲的事實，第二個偏誤也出現了:因為那些下筆寫文章的人，可以提出確認用的事實(也就是行得通的事情)。
某些無所作為的作為，是對的，但不會被發現，因為我們只對有變動的東西有關心或歌頌。
見機行事，能讓我們變得聰明並獲得有利的結果，這是反脆弱性中可選擇性驅動的修補、試誤法，不需要怎麼了解事物的邏輯，只要保持理性，去比較兩個結果，並履行比較好的選擇權。
企業論目的論
企業喜歡策略規劃的觀念。它們需要花錢，去弄懂自己正往哪裡走，可是沒有證據顯示策略規劃行得通-甚至似乎有證據否定它。管理學者威廉·史塔巴克William Starbuck發表了幾篇論文戳破規劃有效的說法-因為規劃使得企業看不到選擇權，而且陷在不知見機而作的行動之中。
不管是理性還是見機而作的企業飄移，下列公司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叫企業飄移:可口可樂Coca-Cola一開始是種藥品；時尚珠寶公司蒂芬妮Tiffany & Co.起初是家文具店；生產第一套飛彈導引系統的雷神Raytheon本來是電冰箱製造商；電話製造商的諾基亞Nokia，最早是造紙廠(有段時間還曾生產橡膠鞋)；現在以生產可麗耐(Corian)那種鐵氟龍不沾鍋平底鍋以及高強度材料凱芙拉(Kevlar)著稱的杜邦(DuPont)，是以炸藥起家；化妝品公司雅芳Avon本來是沿門挨戶推銷；最奇怪的是奧奈達銀器Oneida Silversmiths，本來是一般社區宗教崇拜狂熱，但因為管理上的理由，需要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義作為掩護。
目的論讓人討厭不確定性，並從過去的經驗調適甚至過度調適，能見到已知的利益但錯誤未知，容易將「沒有證明」當作「證明沒有」，需要了解事物的邏輯，而行動思想又受到狹隘的限制，看不到選擇權。
反脆弱(槓鈴)教育
有些人在結構化的環境中比別人聰明-事實上，學校有選擇偏差，因為它偏愛在這種環境中速度比較快的人，而且如同其他的競爭一樣，犧牲了學校之外的表現。例如健身房，利用現代昂貴健身機器鍛鍊體力的人，能夠舉起非常重的東西，並且練成傲人的肌肉，卻撿不起一塊石頭；他們會在街頭打鬥中，被在比較混亂環境中磨練過的人打的頭破血流，他們的力量具有極高的領域特異性，而且在戲局-組織化程度極高-的結構之外，他們的領域並不存在。
事實上，他們的力量和過度專業化的運動員一樣，是某種畸形產生的結果。他們就像非追隨自己好奇心去學習的人相同，不妨把他們稍微拉開他們所研究的東西，觀察他們如何變臉、失去信心和否認(就像企業高階主管是因為有辦法忍受無聊的會議而被選中，許多這類的人是因為有能力專注於無聊的教材而被選中)。當某個人將他們稍微拉離他們狹隘的專業領域，但還是落在機率的學科之內，他們會崩潰，就像健身房的常客面對一群黑道職業打手，臉色大變那樣。
利用好奇心，自然的刺激，作為增進學識的主要動因，整件事需要完全不費吹灰之力，才值得去做。當對某個主題感到厭煩，就會換個主題，但不整個放棄，這麼一來，就像理性但沒有方向的試誤法研究那樣，它真的像是選擇權、試誤法，不卡在某個地方動彈不得，必要的時候一分為二，但保持在廣大的自由和伺機而動的感覺。試誤就是自由。
結構化、系統化的社會，讓我們擁有安逸的生活卻錯失了生命中各種選擇權。回頭看看我們的教育，廣告噱頭寫著「不要讓小孩輸在起跑點」而來兜售教材，但犧牲的是小孩自由成長的選擇權、能讓他們接觸更多發展性的事物這種選擇權就這樣喪失了。
不讓自己變成沒有選擇權自由的人，不聽社會他人的聰明建議，運用自己的智慧與理性來進行試誤法與見機行事，讓人生活得更自由、更寬廣。
誤將不能理解當作愚蠢
尼采: 「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不一定表示我無知」-脆弱推手誤將他不了解的事情當作胡扯。
科學樂觀主義:知識是萬應藥；錯誤是有害的；因此科學是讓人感到樂觀的事業。這說法激怒了尼采:這等於是利用推理和知識，為烏托邦效力。人們在討論尼采的時候，忘了他說的樂觀主義/悲觀主義的區別，他質疑的正是知識的善。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談到的中心，太陽神精神(Apollonian)和酒神精神(Dionysian)，前者是慎重的、理性的、平衡的、充滿推理和自制；後者是黑暗的、本能的、狂野的、奔放不羈、難以理解、從我們的內心深層出發。古希臘破壞酒神精神，導致理性主義過度興起，這相當於將賀爾蒙注射入你的身體，干擾自然的化學作用。如同中國的有陽無陰。
知識-或者任何東西-的成長不能沒有酒神的情況下往前推進。由於我們擁有可選擇性，到了某個時點，我們可以選擇的一些事物就會顯現出來。換句話說，它可以是隨機修補的來源，而太陽神則是選擇過程中理性的部分。
塞納加也提到酒神和太陽神的特質，談到上帝(也稱之為命運，將祂跟各種成因的交互作用畫上等號)，他給了祂三種示現:第一是「利柏爾·佩特(Liber Pater)」，也就是喧鬧的力量(亦即尼采說的酒神)帶給我們繁殖力，讓生命能夠延續；第二是海克力斯，具體展現了力量；第三是墨丘利(Mercury)，代表(塞納加時期的)工藝、科學和理性(似乎是尼采說的太陽神)。
因為結構化的學習，喜歡天真理性主義的貧乏和簡單、容易教導，不像經驗主義有那麼豐富的紋理，而抨擊學術思想的人很少占得一席之地(在醫藥史中，更可以明顯看到這一點)。
十九世紀法國思想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抨擊阿維羅伊時，提到邏輯排除-依據定義-細微的差異，而由於真理只存在於細微之處，所以「在道德和政治科學中尋找真理是無用之舉」。
死神和犧牲會有很好的行銷效果，尤其是當一個人面對命運，看法卻絕不動搖。英雄是知性信心和自尊的人，死亡對他而言輕如鴻毛。雖然由於蘇格拉底的死和以哲學的方式從容赴死，我們聽到和他有關的大部分故事都將他英雄化。
作者在書中提出對於蘇格拉底被執行死刑的核心，在於他提出了問題，卻沒有給出答案；將人們無知的樂趣從生活中抽走，讓人覺得盲目地照著習慣、本能和傳統走顯得愚蠢。蘇格拉底首先提起的問題是: 「存在是什麼?」「道德是什麼?」「證明是什麼?」「科學是什麼?」「這是什麼?」和「那是什麼?」孜孜不倦尋求事物本質的定義，而不是特質的描述。但我們認識事物是從事物的特質本身開始去辨識它們，甚至才將它們命名。
冤大頭和非冤大頭的差別
真實的生活中，暴露在風險中的程度比知識重要；決策的影響替代了邏輯。教科書的「知識」漏掉了一個維度，也就是隱形的利益不對稱-就像平均數的概念那樣。人類的知識史大致上遺漏了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行動所得到的報償上，而不是研究世界的結構(或者了解「真」和「假」)。報償，也就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利益或者傷害)，總是最重要的事；事件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哲學家愛談真與假，真正過生活的人談的是報償、曝險程度和後果(風險與獎酬)，因此談的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有些時候，哲學家和思想家，以及那些做研究的人，將真和風險、獎酬混為一談。
從真和假來的報償居於主宰地位，而這幾乎總是不對稱的，某個後果遠大於另一個，也就是存在正不對稱和負不對稱性(脆弱和反脆弱)。
為了不當冤大頭，我們必須清楚了解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利益或傷害，除了這個之外，沒有什麼是更重要的了，這才是在過生活。
脆弱性，不是機率
我們在旅客搭機前檢查他們是否攜帶武器，是因為我們相信他們是恐怖份子嗎?其實機率很低，但我們還是會檢查，因為我們對恐怖行動顯得脆弱，這裡面的不對稱性，若問題為真時(他們果然是恐怖份子)的後果或報償太大，而檢查的成本太低。
如果你坐下來，用筆寫下過去所做過的所有決定，你會發現他們幾乎全有不對稱性的報償，一邊造成的後果大於另一邊。你所做的決定主要是根據脆弱性，不是機率。也就是說，你主要是根據脆弱性做決定，不是那麼在意真或假。
真或假在真實世界中做決定有它的不足之處，尤其是牽涉到機率的時候。真或假對應於高機率或低機率的解讀，信賴水準(confidence level)，一個結果取得95%的信賴水準，意思是說那個結果是錯的機率不會高於5%。這不適用的原因在於它忽視了影響的大小，使得有極端事件的事情變得十分糟糕。如果飛機安全的信賴水準是95%，這連有99%都不會讓你滿意，有1%的墜機機率都令人緊張(如今商業飛機墜機的機率低於數十萬分之一，而比率仍不斷改善，每一次的錯誤都會使整體的安全有所改善)。
這裡道出了為何我們應該看脆弱性，而非機率。因為機率沒有考慮到後果帶來的比重，而我們在意的是這些後果。
作者在此提出一個察覺脆弱性的簡單法則:
當震撼的強度增加(到某一水準)，傷害會更高，稱之為脆弱。 例如:從十公尺高的地方跳下去造成的傷害，是從一公尺高跳下去所造成傷害的十倍以上-事實上，十公尺似乎是自由落體造成死亡的分界點。
騙子在哪裡?
干預推手注重正向行動-也就是放手去做。正如正向的定義，有所作為受到我們原始心靈的尊敬和讚美，因而引導出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最後以災難收場，然後人們普遍指責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等到人們接受那些行動造成的災難後果後，接著又展開更多天真的政府干預行動。沒有作為不被認為是一種行動，而且似乎不是我們所負使命的一部份，這種效應普遍存在於各個領域中，從醫療到商業都可見到。
簡單試探啟發法來認清騙子:就是他們會給你正向的建議，而且只給正向的建議，利用我們容易受騙和當冤大頭的傾向，聽他們一說，頓時覺得某件事情再明白不過了，不過後來你忘記他們，那樣的感覺便隨風而逝。不妨看看市面上一堆「怎麼做」的書，書名叫做「—的十個步驟」(你可以填入豐富生活、減重、交朋友、創新、當選、鍛鍊肌肉、找老公、經營孤兒院等等)。可是在實務上，專業人士，也就是被進化選上的人，用的是負向方法:下棋高手試著靠不輸棋而贏棋；一個人是靠不破產(尤其是在別人這樣的時候)而致富；宗教主要是禁止你做某些事情；人生中要學的是避開什麼事。由於少數一些措施，你便能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分風險。
此外，大部分情況都充滿高度的隨機性，使我們沒辦法確切判斷到底是成功的人擁有長才，還是擁有長才的人才會成功-但是我們相當能夠預測負面的事，也就是完全不具備任何長才的人最後會失敗。
我們容易因人們美好而正向的話語，而聽信他們，但這些都是經過他們包裝過後的資訊，他們對我們說出這些話的背後意義是需要經過反證的。
減法知識
知識也有同樣的特質:對知識最大、和最強固的貢獻，在於消除我們認為是錯的東西，也就是減法認識論。
生活中，要取得反脆弱性，方法是莫當冤大頭。
認識論中心信條: 「我們知道不對的事情，遠多於正確的事情。或者利用區分脆弱和強固的語彙來說，負向知識(什麼事情是不對的、什麼事情行不通)比正向知識(什麼是對的、什麼行得通)面對錯誤更為強固。所以透過減法，知識會成長得遠比透過加法要快-因為不是那麼容易就變成對的。由於觀察到一件小事，能夠推翻某個說法，但即便千百萬人，也很難證實它正確，所以反證比證實更為嚴固。
負向知識比較強固，但它並不完美。因為我們不可能一口咬定就研判一項實驗未能取得預期的結果，是因為工具不良、運氣不好，還是因為科學家作假。
失敗和反證給我們的資訊多於成功和證實。因此，負向知識較為強固的原因。
賈伯斯說:『談到專注做好一件事，人們想到它的意思是對你必須專注的事情說是。但這根本不是它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說，對眼前的其他一百個好構想說不。你必須精挑細選。其實，我對於我們沒做的事，和我做過的事一樣感到驕傲。創新就是對一千樣事情說不。』」
努力去避開負面的事情，因為已知的負面是經過層層證明的錯誤，是相較正面更真實的，這也是降低個人風險的最佳作法。
關於醫療
只在健康報償很大(例如拯救人命)，並且明顯超越潛在傷害時(例如不容置疑需要進行手術或開出拯救生命的藥物〔盤尼西林〕)，才訴諸醫療技術。也就是根據報償做決定，不是根據知識。因為在這些情況中，醫療具有不對稱性-凸性效應-而且結果比較不可能產生脆弱性。反之，在特定醫療、程序、營養或對生活修正的利益很小的情況中(例如:只為了舒適)，我們就會有很大的潛在冤大頭問題(置我們於凸性效應錯誤的一邊)。
萬一有人質疑，提出問題的人會以制式、天真、學術化和假專家的反應: 「你有證據證明這有害嗎?」如同以往，解決方法很簡單，也就是延伸否定法和別當冤大頭準則:非自然的東西才需要自己證明它的利益，而不是由自然的東西去證明-根據前面所說的統計原則，我們認為大自然遠比人類不像冤大頭。在深奧的領域中，只有時間-長時間-會給我們證據。
「你有證據嗎」的謬誤，誤將「缺乏造成傷害的證明」當作「證明沒有造成傷害」，這和一個人誤將「無疾病證據」解讀為「證明沒有疾病」類似。誤將「沒有證明」當作「證明沒有」是相同的錯誤，受過教育的人更容易受此影響，好像教育使人在反應時更強調確認，而且比較有可能落入簡單的邏輯錯誤中。
在非線性的情況下，「有害」或「有利」的說法站不住腳，重要的是，劑量的多寡。
醫生有責任告訴我們，為何退燒是好的、為何在展開一天的活動之前吃早餐是健康的(沒有證據顯示如此)，或者為何替病人放血是最好的另類選擇(他們已經停止這麼做)。有些時候，當他們必須防衛性地表示「我是醫生」或者「你是醫生嗎?」，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真正的答案毫無頭緒。
醫療照護的隱形成本大都是否定反脆弱性造成的。但或許不只醫療如此-我們稱作文明病的東西，來自人類不顧本身的利益，試圖讓生活變得舒適，而舒適會使我們脆弱。
對於醫療傷害，在台灣可以看到更多例子，畢竟最常客滿的地方是醫院跟診所。有任何身體上的不舒服，第一時間找醫院，但這可能只是短暫的身體雜訊，醫生總是會把這些雜訊視為訊息，對著雜訊對症下藥，讓身體自由機制無法發揮作用，而吃進去的藥卻未知副作用，甚至是在未來償還。
古人對於醫療的實話
醫療傷害這個問題不是新的，而醫生一向是被取笑的對象。
從馬提亞爾Martial的警句，可以知道他那個時代中，醫療領域的專家問題: 「我認為迪奧拉斯Diaulus是醫生，不是看護-但是在他看來，兩者似乎是相同的工作。」或者，「我本來不覺得有病，但現在(在你服侍之後)覺得病了。」
希臘文Pharmakon一字曖昧不明，可以同時表示「毒藥」和「治療」，而且被阿拉伯醫生魯哈威Ruhawi用作雙關語，警告不要造成醫療傷害。
當一個人將正面結果歸因於本身的技能，將失敗歸因於運氣，就會有歸屬問題產生。早在西元前第四世紀，尼可拉斯Nicocles就一口咬定:醫生將功勞覽為己有，卻將失敗歸咎於大自然，或者某種外部原因。約24個世紀後的心理學家，重新發現相同的觀念，並用在證券營業員、醫生和企業經理人身上。
蒙田《隨筆集Essays》收錄了許多傳聞軼事:一個古代斯巴達人被問到何以那麼長壽?他答道: 「忽視醫藥。」
蒙田:「沒有一位醫生會因為朋友健康而感到高興，這位古希臘諷刺作家寫道，和平的城市不會有士兵。」
我們的邏輯推理(但直覺是行動除外)無法區分平均數和我們觀察到的其他更豐富的特質。例如:血壓在不同情況下會有變動，和人生中的每件事情一樣，這種隨機變異性往往被誤認為資訊，因此而導致我們插手干預。
相信一個人並不擁有完整的故事，而且行事作為也要如此認為-想要變得複雜，你必須接受你並不複雜。
從少數一些罷工的醫院得到若干資料，它們在罷工期間，只針對最緊急的病例進行少數手術，並且延後執行非急需的手術。等到恢復正常作業時，許多非急需的手術後來都取消了。-由此可見，有些醫生確實插手損害大自然的工作。
被隨機性愚弄的另一個例子，是認為上個世紀之前，人在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30歲，所以人只活30年。其實歲數的分布相當扭曲，一大部分死亡發生在出生和兒童時期。有條件的預期壽命很高-古代男性往往死於外傷。或許法律的執行，對壽命的貢獻比醫生要大-所以預期壽命增長，主要和社會有關，而不是科學進步的結果。
拿乳房X光攝影檢測作為研究個案，醫界發現，每年針對40歲以上的婦女實施這種檢測，不會提高預期壽命(甚至可以使得預期壽命降低)。雖然接受乳房X光攝影檢測的婦女，因為乳癌而死亡的人數下降，但死於其他原因的人數顯著增加。醫生看到腫瘤，沒辦法不做有害的事，例如在放射、化學治療或者兩者都做之後進行手術-這些對人體的傷害大於腫瘤。心生恐懼的醫生和病人很容易跨越一個平衡點:去治療不會使你死亡的腫瘤，會使你的生命縮短，因為化學治療是有毒的。就算因為癌症而早死的所有人都長出惡性腫瘤，並不表示所有的惡性腫瘤都會使人因為癌症而死，這是肯定後件(affirming the consequent)的邏輯錯誤。就像聰明的人不會從「所有的銀行家都貪腐」就推論「所有貪腐的人都是銀行家」。只有在極端的案例中，大自然才允許我們違背邏輯(肯定前件modus poneus)以協助我們生存。
只要提高醫療干預的門檻，對情況危急的病情下手就好，因為在這時候，醫療傷害效應很小。提高這些支出，並降低非急需手術的費用，可能使情況變得更好。換句話說，從醫療傷害開始道治療，而不是反過來做。只要有可能，就用人類反脆弱取代醫生。
否定法的另一個應用:花得比較少、活得比較長是一種減法策略。我們見到醫療傷害來自干預偏誤、肯定法、想要做點事的傾向，結果造成我們討論過的所有問題。但是且讓我們用上否定法:去除一些東西，可能相當有力且嚴謹的行動。減除沒有經過我們的進化史淬礪的某種物質，可以降低「黑天鵝」發生的可能性，同時讓我們得到改善。一旦有所改善，我們可以相當放心，曉得它們不會有以前那種不曾見過的副作用。舉例來說，勸人不要抽煙似乎是60年來最大的醫藥貢獻。德魯恩·伯奇Druin Burch在《服藥》寫道: 「吸菸的有害影響，大約等於戰後以來發展出的每一種醫療干預合起來的好處……戒菸帶來的好處，高於我們能夠治療每一種可能的癌症。」
教我們快樂的人，應該教我們瞭解不快樂，就像那些教快樂的人看起來不快樂，教不快樂的人看起來會相當快樂。「追求快樂」不等於「避免不快樂」。
如果真正的財富是由高枕無憂、意識清楚、相互感恩、不嫉妒、好胃口、肌肉強健、精力旺盛、經常開懷大笑、不獨自一人用餐、不上健身房的課程、從事體力勞動(或嗜好)、胃腸蠕動良好、沒有會議室、偶爾來點驚奇，那麼這主要是靠減法(去除醫療傷害)做到的。
很多情況中(邊緣疾病)，只要能將你帶離醫生，而且允許你什麼事也不做(因此讓大自然有機會做工)，都會有好處。
看到這裡，慶幸我自己除了去牙醫之外，完全沒用過健保卡，因為我相信我身體裡的細胞能夠自己戰勝!每當不舒服的時候，我就會對自己的細胞鼓勵加油，期待他們戰勝病毒!對於西藥的概念，完全是重大緊急時使用，因為這個後遺症的未知性讓人害怕。
永遠活下去?
現代聽到的都是如何活得更久或更有錢。自古人們相信降臨在自身身上最糟的事情是死亡，當然我們不是這麼認為的第一代。但對於古人來說，最糟的可能結果不是死亡，而是死得不名譽，或甚至只是普通地死去。對典型的英雄來說，在養老院中死去，身邊有個粗魯無禮的看護，一堆管子從你的鼻子插進、拉出，不是很動人的人生最終畫面。
我們有個現代的錯覺，認為應該盡可能活得久。這樣的想法，好像我們每個人都是最終的產品。這個以「我」為單位的概念可以追溯至啟蒙時期，而且帶有脆弱性。
這此之前，我們是現在的群體和未來子孫的一部份。現在和未來的部落都利用個人的脆弱性來強化他們自己。人們願意犧牲、慷慨赴義、為群體而死，並且因為這樣的行為而感到驕傲，他們為未來的世代賣力；而今，經濟體系正將政府的公共債務留給未來世代、掏空資源、摧毀環境，以滿足證券分析師和銀行機構的要求(我們無法將脆弱性和倫理分開)。
我來到這裡，是為了群體，為了產生後代除了扶養他們，並引導他們為人生作好準備，或者最後是為了寫書，然後像英雄般死去-我的資訊，也就是我們基因，裡面的反脆弱性，才應該尋求永生，而不是我尋求永生。最後說再見，在教堂辦一個不錯的喪禮，接著像法國人說的-讓出空間給別人。
對於存在，是有貢獻意義的存在；對於死亡，是完成任務後的離別。
空談者的免費選擇權
預測或者做出經濟分析的人，必須因為所言不準而失去一些東西，因為別人依賴那些預測，而預測會誘發冒險行為；它們比人類造成的其他任何形式的汙染，毒害更大。
許多試探啟發法，尤其能用於減輕預測系統的弱點。少了切身利害的任何預測，對別人造成的危險，就像沒有工程師睡在現場的核子發電廠。駕駛員應該在飛機上。試探啟發法是說我們應該要建立備餘、安全邊際、避免優化、緩和/消除風險敏感度中的不對稱性。
我們應該將創業家和承受風險的人至於金字塔頂端。如果他們使別人暴露在風險中，自己卻沒有承受風險，那麼他們應該和學術化的學者、空談者、政治人物一樣放在底端。問題在於，現在的社會正在做相反的事情，給那些只知空談的人免費選擇權。
評論者的地位應該低於一般公民，普通公民至少講了話之後，需要面對下檔損失。光說不練、不暴露在傷害之中、沒有切身利害、沒有承受任何風險，是十分不合倫理的事。你表達意見之後，有可能傷害別人(因為別人依賴你所說的意見)，可是你不必負責任，這樣公平嗎?
但這是資訊時代，移轉脆弱性造成的影響尤劇，因為現代世界的連結性高，而且因果鏈趨於無形的新現象，知識份子遠比從前有更大的力量帶來危險。「知識世界」導致「知」和「做」分離，使得社會呈現脆弱性。
一個人不必承受傷害，問題出在他能從過去講的話，盡撿好的來說；以前說過的話有許多相互牴觸之處，可是他們最後竟然說服自己，相信他們在知識上十分清明。後來相信的事情可能和以前的信念牴觸，這樣以前的「成果」應該撤回來，不再流通，並用新的成果去取代。缺乏懲罰讓他們擁有反脆弱性，卻犧牲了接受他們所提成果「十分嚴謹」的社會。
絕對不要請任何人發表他們的意見、預測或建議。只要問他們的投資組合裡面有什麼，或者沒有什麼就行。
一個人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但他的投資組合需要裝滿他所說的東西。
不要問醫生你應該怎麼做，問他如果置身於和你相同的情況，他會怎麼做。
真實世界中的決策，也就是放手去做，屬於泰勒斯法；而用言詞去預測，則屬於亞里士多德法。冤大頭試著表現正確，非冤大頭則試著賺錢；或者，冤大頭試著贏得爭論，非冤大頭則是試著贏。輸掉爭論是相當好的一件事。
這段道出了社會上多種職業，看似在金字塔頂端，實際上是踩著他人的選擇權上岸的。並且，直至今日，他們尚未受到懲罰，甚至不自知自己的行為是不倫理的。
心口合一
有一種人，不像官僚、新聞人那樣「閒扯淡」；他們不只說到做到，更是心口合一。以先知為例，所謂的預言，就是壓上自己的信念，此外沒有別的。先知不是首先有某個觀念的人，他是首先相信那個觀念的人，而且至始至終相信。
有切身利害的人(並且接收下檔損失)，才能區分真正的思想者和事後的「閒扯淡」。可是要達到先知的等級，必須再進一步，和承諾有關，哲學家稱之為「信念的許定Doxastic commitment」，或者押上信念。希臘文中的doxa用來表示「信念」，不同於「知識episteme」，有超越言詞的承諾，帶有讚頌的意義。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會避免最後自相抵觸，並犯下事後預測的錯誤。
真心尋找這種心口合一，言行合一的人一起合作，攜手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但就現在的社會中，這是珍稀動物，畢竟要保持清明又能出於泥而不染，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隱性影響的部分都很難自知了。
反脆弱性和(大)公司的倫理
你有注意到企業賣給你垃圾飲料，工匠卻賣給你乳酪和葡萄酒嗎?而且可以注意到反脆弱性從小公司移轉給大公司-直到大公司倒閉。
商務世界的問題在於它只靠加法(肯定法)，而非減法(否定法)，例如:你避開糖不吃，製藥公司就得不到好處；如果你決定搬石頭健身和在岩石上行走，生產健身俱樂部機器的製造商得不到好處；如果你決定只投資於兩眼見得到的東西，像親戚的餐廳、所住社區正在興建公寓的公司，你的證券經紀商也撈不到好處。所有這些公司都必須創造「營業收入成長」才能滿足坐在辦公室中、思想遲鈍或者至少半遲鈍的企業管理碩士分析師所採用的量尺。他們最後當然會自我毀滅，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來談談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之類的公司。它們經營的是什麼業務?賣你加糖的水，或者糖的替代物，送進你的身體，弄亂你的生物傳訊系統，造成糖尿病，讓生產代償性藥物的公司發大財。大公司賣你自來水，絕對賺不到錢，生產葡萄酒也賺不到。但它們以龐大的行銷組織，將它們銷售的產品美化，用一些圖像欺騙喝飲料的人，並且喊出「提供歡樂一百二十五年」之類的口號，而它們試圖賣給我們的東西，可能損害我們的健康。
企業高階主管總花費數千個小時開沉悶無聊的會議，或者閱讀寫得很糟的備忘錄。他們不是創業家，而是演員，圓滑的演員。聰明人或者自由人，在這樣的體制內可能內爆。他們掛在嘴上的說辭: 「他僱用了六十萬人，所以對就業有所貢獻。」實際上是大官僚企業以「雇主」的方式，控制住國家，然後犧牲小企業牟利(由馬克斯和恩格斯發展出來的論點)。因此雇用六十萬人的公司，獲准殘害公民的健康，卻什麼責任也不必負擔，並從紓困行動隱含的保護得到利益，而美容師和補鞋匠等工匠，卻得不到這種免疫力。
可能除了毒販之外，小公司和工匠總是賣給人們健康的產品，這些產品相當自然，也可能是我們需要的；比較之下，大公司包括大藥廠，經營的業務可能製造大規模的醫療傷害，拿走我們的錢，然後在傷口上撒鹽，而且還派出遊說大軍，綁架國家。任何需要行銷的東西，似乎都帶有這種副作用。廣告組織用來說服人們相信可口可樂帶給他們「歡樂」，而且這一招很管用。
當然有一些例外:賈伯斯希望蘋果產品的內部，也要有吸引人的美感，雖然顧客看不到內部的設計。只有真正的工匠，才會做這種事-以個人的手藝為豪的木匠，如果處理櫃子內不的方法和外部不同，會覺得自己很虛假。這也同樣是一種備餘形式，具有美學和倫理上的報償。但在高談闊論卻完全誤解效率是什麼意思的企業全球經濟中，賈伯斯是極少數的例外。
口碑是強而有力的自然過濾器。任何「被行銷」的東西，目的是要人們曉得它們的存在，一定的規格交付最廉價的東西這個機制瀰漫各處。企業在賣給你他們所說的乳酪時，一定有誘因提供你生產起來最便宜的橡膠，裡面含有適當的成分，所以還是可以稱之為乳酪；它們也會做功課，研究如何欺騙你的味蕾。事實上，這不只是誘因而已，它們在結構上設計得極為擅長於交付符合規格、生產起來最便宜的產品。任何需要大力行銷的東西，不是產品品質不好，就是把某樣東西講得比實際上要好。按照定義，凡是在行銷的東西必然差勁，否則就不需要做廣告。行銷不是不好的方式，如果別人說他好(非相關人士)那會好很多，而如果他謙卑一點，那更好。
對於那些大做廣告說自己有多棒的公司，有三層違規，第一層:輕微的違規-企業恬不知恥、自吹自擂，這麼做只會傷害自己；第二層:比較嚴重的違規-企業試圖以盡可能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表述自己，將產品的瑕疵隱藏起來，這仍無害，因為我們通常料得到他們會這麼做，而且會參考其他使用者的意見；第三層:最嚴重的違規-企業玩弄我們的認知偏誤，我們無意識中的聯想，試圖用錯誤的方式表述它們的產品-在如詩如畫的落日背景中，一個牛仔在抽菸。這樣的畫面，強迫我們將美好得浪漫時刻和某種產品產生聯想，而這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連結在一起，你想要浪漫時刻，得到的卻是癌症。
一家公司不會覺得羞恥，我們人類才會因為身體上的自然障礙而受到限制。
一家公司不會覺得難過。
一家公司不會有榮譽感，雖然行銷文件會提到它們對自己的產品「引以為傲」。
一家公司不會慷慨大方，他只會接受對自己有利的行動。
可是在人類社會的運作，得感謝人與人之間隨機出現的慷慨行為，即使有時對待陌生人也是如此。
看到這邊，在職涯探索之路上，都因此砍掉了許多職缺了…當未知真相時，對於做的事情沒有察覺；知道了真相後，無法昧著良心做這些事情。開始回顧過往做過的工作中有沒有需要懺悔的，…還好過去的選擇都在正途!
有錢卻不能獨立自主
有一種現象叫「跑步機效應」，類似嗜新狂:你需要更多的錢，才能待在相同的位置。
貪婪具有反脆弱性，但貪婪的受害者則不然。
在人類的歷史上，我們不曾那麼富有，卻也不曾背負那麼多債務。「經濟成長」不過如此。
羅馬人他們有一套能夠避開這種社會跑步機效應:大部分社交生活發生在恩主和比較不幸的門客之間。門客因為恩主的慷慨而受益，那時候沒有福利，每一件事都是私底下進行的；權力隨著一小群依賴者而來。鄉下的地主需要偶爾「開放房子」並開流水席讓人自行享用財富的果實。
貴族面對生活更加奢華、講話更為詼諧的人，必須承受自抬身價的壓力，在都市中會失去身分地位的人，能在鄉下保有身分地位。你不可能相信站在跑步機上的人。
一個人可以在一段灌輸階段之後，迅速成為一種專業的奴隸，針對任何主題發表意見，出發點都只為了自己，因此對群體來說變得不可靠。這是希臘人對專業人士有意見的原因。
重點不在於靠一種專業營生，本質上是壞的，而是要說，這種人在處理公共事務上，也就是和別人有關的事情時，自然而然就值得懷疑。
自由人的定義是指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這是能夠自由運用時間的副產品。自由的人有自己的意見。這個意思不是不工作，而是說不從你的工作得到個人和情感上的認同，並將工作看成可有可無的東西，比較像是一種嗜好。就某方面來說，你的專業和你的認同之間的關係，不像其他特質那麼重要。自主就是一件事你自己的，而且這和財富、出身、智慧、外表、鞋子的尺寸無關，而是和個人的勇氣有關。你無法逼一個自由人去做他本來不會做的事。
懦弱是天生的，不是後天造就的。不管你讓他們多麼獨立，不管他們多麼富有，他們依然懦弱。
追隨眾人作惡是犯罪行為，作偽證以求從眾也是一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時間是波動的；品格與個性的養成和真正知識的吸收來說，教育喜歡混亂；以標籤為導向的教育和教育工作者厭惡混亂。有些東西會因為錯誤而破損，其他東西則不會。有些理論會瓦解，其他理論則不會。創新正是從不確定而得到的東西:有些人坐在那邊，等候不確定來臨，並以它為原料，就像我們的祖先獵人那樣。
這個世界的魅力，來自於我們沒有能力真正了解它。
驗證你還活著的最好方法，是檢查你是否喜歡變動。不要忘了，如果你不餓，食物吃在嘴裡不會有味道；不去努力而取得成果，是沒有意義的；沒有悲傷的歡樂、沒有不確定的堅信，以及被剝奪的個人風險與合乎倫理的生活也沒有意義。安逸是邁向浪費之路。
時間是人們觀察後定義出來的，直至今日，人們卻被自己定義出來的時間給限制住了。幾歲應該結婚?幾歲應該退休?幾歲應該做什麼事情，這些都把人生給結構化。想要用自由意志過著人生，喜歡變動性，讓生活變成處處見機行事，就像闖關不知道下一關是什麼，就照著智慧與理性去判斷去行動吧!